道通為一(大家讀書)

——從傳統經典看中華文化的特點

王  蒙

2018年07月17日07:10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道通為一”這句話來自《庄子·齊物論》,“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為一。”意思是說,細小的草棍和一個大柱子,一個丑陋的人與美女,寬大的、畸變的、詭詐的、怪異的等千奇百怪的各種事態,從道的意義上講,都是相通而渾一的。與其他中國古代聖賢相比,庄子很強調“通”的概念,給人印象很深,頗值得思考。

  我為何要找出這麼一句話來談呢?現在很強調傳統文化,但傳統文化的內容太廣泛了。我曾聽過一件事,一批教授去訪問美國,美國的聽眾問,你們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可以跟我們說說,怎麼博大精深的嗎?一位教授回答:博大精深,又博、又大、又精、又深,這怎麼能說呢?這樣的“不可說”未免令人哭笑不得。我作為一個傳統文化的學習者和愛好者,一直在思考,我們中華文化能否從整體上,從宇宙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方法論上,概括一下?我們可以從哪些角度來談傳統文化?我抱著向讀者求教的態度,來試著談一談。

  中華文化的理想追求

  首先,我認為,在中華文化中,最突出的理想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禮記》裡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們對於世界大同的理想十分堅定。

  中國古代的理想追求,還有一個是“無為而治”。“無為而治”是老子的話,但孔子其實也把無為而治看作一個很高的標准。《論語》快要結束的時候,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能夠做到無為而治的,不就是舜嗎?舜也沒有做什麼事情,只是端端正正坐在北面,向著太陽,各種事情就都有條理地展開。老子說,“太上,不知有之”,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老百姓都非常自覺,一切行為都符合公德、符合他人利益、符合社會全體的利益,就好像一個人開車完全符合交通法規,那他就根本不用考慮哪兒會有交警。而權力存在的最糟糕狀態是什麼呢?老子說,“其次,侮之”,就是權力和被權力管制的人之間相互輕蔑。所以,老子設想了這樣一種理想狀況:“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事情辦好了,老百姓都認為這是他們自己做的,是自然而然的。老子還有更深刻的一句話,“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這強調了權力的意圖應與人民的意圖保持一致。

  尚德 尚善

  中華文化的理論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循環統一機制。比如治國平天下,依靠的是文化、道德、仁愛,實行的是仁政,道德上有示范作用,才能得民心、得天下。它號召用道德、仁愛、善良等等來治理國家。而人的道德與善良從何而來?《孟子》裡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強調,人性本來就是善良的。老子也說,“能嬰兒乎?”這是老子對初心的提倡,要和嬰兒一樣天真無邪,善良純真。古之聖賢認為,人性是善良的,都會自覺地不做危險的事情,所以執政也需要宣傳仁愛的政策,才能得民心,而民心就是天道,符合民心,也就是符合了天道。

  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天是一個籠統而復雜的存在,對於“天”這個概念,孔孟喜歡從道德倫理上總結,而老庄喜歡從哲學上總結。總的來說,天既是超人性的神性力量,又是我們整個存在的總括。天即道,道是沒有名稱的,既是本體,又是方法﹔既是精神,又是物質﹔既是起源,又是歸宿﹔既至大,又至小、至微、至精﹔既是正面的,又是反面的。所以天的概念,既是哲學的概念,又是道德的概念,還是通向信仰的准宗教概念。這樣一來,中華文化就出現了一個景觀,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統一起來了﹔把天性、人性、為政、道德、信仰、終極追尋統一起來了。從這一點上說,我們可以理解,中華文化很大的關鍵就是崇尚道德、崇尚性善,可以說這是一種理論,也可以說這是一種信仰。當然歷史上也有“性善”與“性惡”的爭論,但在事實上,性善的觀念長久以來已經被老百姓所接受,已經深入世道人心,所以某種意義上,它從思想變成一種信仰,中華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訴諸天良”。

  尚一 尚同

  中華文化還講求尚一、尚同。現在世界上很難找出一種文化像中華文化這樣,有這個概念——通了之后要同,通就是同,同就是通。道通為一,就是多種角度說來說去,其實是同一種道理。尚一、尚同是因為中華文化追求一元論,同時追求一與多的統一。老子講:“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孟子說:“(天下)定於一”,中國人還愛講“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看到了一,也看到了多,看到一與多的轉換,強調掌握一以后,什麼都解決了,所謂“一通百通”。

  孟子認為,實行仁義其實是很簡單的,隻要善良一點就可以了。實行仁義並不像挾泰山以超北海那樣艱難,實行仁義就好像為長者折枝,隻要把樹枝撅下來就可以了。到了王陽明那裡,強調知行合一,認為隻要安了好心,就可以干好事。而在孫中山那裡,又強調“知難行易”,這是因為他看到,很多關鍵問題的解決,先是需要改變觀念。有些外國人不了解中華文化的背景,就會得出一些偏離實際的判斷,比如黑格爾對孔子的評價就比較低,他認為孔子說的事情都是常識以內的東西,甚至算是幼兒教育。但是黑格爾不知道,中國恰恰是把常識以內的事情看得很重,這也是化繁為簡的思維方法。

  中庸之道與窮通變化

  中華文化很注重中庸之道。國家太大,治理需要依靠精英,這樣的精英有一個特點,在孔子那裡就是講求“中庸”,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我稱之為中庸理性主義,既不要過於峻急,也不要過於遲緩,應當恰到好處,掌握分寸,留有余地。《論語》最大的特點就是恰如其分。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鄙棄不義得來的富貴,但他只是說“如浮雲”,像浮雲那樣一晃而過,並沒有說其他丑惡的詞,這體現了孔子語言的分寸感。在孟子的時代,認為精英就當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大丈夫。庄子是從另外的角度說的,他強調有至人、有真人。

  中華文化很早就提出“化”的觀點,《周易》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什麼事情碰到釘子,無計可施了,這就是“窮”,窮就要變,變了才有出路,才可維持下來。到了庄子的時代,更喜歡用的字是“化”——與時俱化。“化”與“變”相比,有些悄悄發生變化的意思。所以,千萬不要以為中華文化講仁義道德、一和同、天下定於一、吾道一以貫之,似乎很呆板。其實中華文化一點兒都不呆板,比如中國人承認有多種多樣的選擇性。孟子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如果我沒有條件,我就把自己管好了,如果我有條件了,我就為天下百姓與君王效勞。孫子說:“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充分理解戰爭的人,永遠不會讓自己變成殉葬者。孟子評價孔子,說他是“聖之時者”,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孔子生活的時代千變萬化,民不聊生,國無寧日,孔子如果不隨時調整自己,把握分寸的話,他早就滅亡了。

  在中國,不同的思想理論可以想辦法走通。老庄主張以退為進、以弱勝強、以無勝有。老子甚至主張,柔弱是生命的特色,堅強是死亡的特色。當然,這個說法我們是存疑的。但從側面說明,中華文化從來都不是僵硬的文化。20世紀后半期,當社會主義國家紛紛進入改革的時候,西方的一些政要,比如撒切爾夫人、基辛格等人都對某些國家的改革不看好,而上述這些人卻說,改革唯一可能成功的是中國,原因之一是中國有獨特的文化,該堅持的繼續堅持,該改革的就改革,化之於無形。全世界能夠邁開這麼大步子進行改革開放而又保持穩定局面的,隻有中國。我們當然不能無原則地自我吹捧,但中華文化適應調整、變化的能力,統籌兼顧、面面俱到的能力,世界上罕有其匹,這也是中華文化重要的特點。

  如今,我們更可以在中華文化傳統和資源的基礎上,按照當下中國和世界發展的時勢,推動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動我們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建設我們美好的生活,實現我們的中國夢。


  《 人民日報 》( 2018年07月17日 24 版)
(責編:喬慧、白鴻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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