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讀書的“初心”(大家讀書)

韓毓海

2018年08月14日06:57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讀書之要,首在於帶著問題讀。

  問題可大可小,我個人以為應擇其大。有些大問題,可能我們一輩子也解決不了,但惟其解決不了,所以就一定要“活到老、學到老”,生命不息,學習不止。

  “人類往何處去”“中華民族往何處去”,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兩個最大問題,商務印書館初創時期,發行過一種讀書票,右邊二字為“讀書”,左邊二字為“救國”,這很形象地說明:近代以來,進步的中國人讀書的目的,便是愛我們的國家、救我們的國家,便是要解決“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問題。

  (一)

  讀書,需要有重點。我以為馬克思的書,就是重點中的重點,這裡的原因,就是因為“馬克思是近代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而當下中國讀書人的一個比較普遍的弱點,恰恰在於對馬克思的原著,讀得比較少,而關於馬克思的知識,往往是從現成的教材裡,乃至於道聽途說中得來的,而這就構成了當代知識中一個很嚴重的薄弱環節。

  也許有人會說:我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難道也需要讀馬克思的書、補馬克思的課?回答是:必須的!傳統文化並不能空談,因為我國自古就是“農國”,而中國的土地制度,便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正經濟基礎,一旦完全離開了這個基礎去空講,那麼,傳統文化的研究就既難以找到方向,也將喪失根本的問題意識。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曾經深刻地分析了中國發展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與西方發展方式的不同。馬克思指出,由於中國文明誕生於干旱少雨的華北地區,所以,這就使得公共水利工程成為土地耕作的前提,於是,在中國,正是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勞動,使得大的共同體(統一體)得以形成,然后,在那些水利問題得以解決的地方,方才派生出村落和家庭的土地耕作。“那些通過勞動而實際佔有的共同條件,如在亞細亞各民族中起過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還有交通工具等,就表現為更高的統一體”,因此,正是這種自然條件,使中國成為一個“天然的共同體”,而這種共同體“並不是共同佔有(暫時的)和利用土地的結果,而是其前提”。

  但是,在西方,首先是在以希臘、羅馬為代表的“古代所有制形式”中,對土地的佔有,並不是通過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勞動為前提,而主要是通過戰爭的形式進行。財產不是“像東方的灌溉渠道那樣”,“靠公共勞動來利用”,而是作為戰利品而存在,羅馬公民就是戰士,“土地私有者隻有作為羅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而作為羅馬人,他就是土地私有者”。而歐洲中世紀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所有制形式),則是“在外地商人和手工業者定居的城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土著居民也被吸引到有利可圖的地方去”。然后,“它的進一步發展是在城市與鄉村的對立中進行的。”

  馬克思從世界的視野、中西比較的視野,為中國傳統文明的研究,打開了一片全新天地,他把文明的發展,落實到所有制形式的變遷上,並進一步落實到土地制度上,他指出:“原始共產主義”這種所有制形式,就最典型地體現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實際上,正是他的這一論斷,為“雨我公田”的“井田制”做出了堅實的理論說明,而被古代儒家當做“黃金時代”來謳歌的理想制度,其實就建立在“井田”這種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之上。

  近代以來,舉凡徐士圭的《中國田制史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青銅時代》,乃至王國維、陳寅恪、錢穆對於中國文明的研究,其所見之所以深刻,便在於都以土地問題作為紅線穿插其中。而我們把這些研究串聯起來讀,就會發現:幾千年來,中國的文明,主要是靠農民來支撐的,其基礎也就是土地制度,而歷代的改革,無非也是圍繞著土地制度做文章,概括起來,不外井田、限田、均田,最終便是為了維護一家一戶的小農土地私有制。

  魯迅說,“偉大也要有人懂”,隻有了解了中國的土地問題,才會懂得:偉大的中國革命,之所以改變了“數千年如一日”的中國,首先就在於,以土地革命消滅了官僚地主階級,新中國成立后,則建立了現代農業制度,這種現代農業,是國家工業化的基礎,按照毛澤東的設想,農村又將成為工業產品的主要消費市場,因此,他說:工農聯盟,是新中國制度的基礎。

  (二)

  讀書,是為了解決問題,但也要知道,一個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出現,而且,往往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會產生新的問題。楊萬裡有詩曰: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空喜歡。正入萬山圈子裡,一山放過一山攔——這首詩講的就是:解決問題、面對問題的實踐是無止境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國家能力空前增強,但是,發展也帶來了一個問題,這就是由於資源、資本和資金過度集中於城市,從而造成了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平衡。

  因此,我們不但要看到:歷代執政者,隻有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現代農業制度,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現代國民經濟體系,實現了中國的工業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免除了數千年的皇糧國稅的基礎上,自2005年以來,我國連續10多年對農村投資規模超過13萬億元人民幣,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又開啟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貧困計劃,這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絕無僅有的舉措。

  在漫長的歷史上,農業、農村、農民,便是資源、資本和資金的主要供給者。雖說“井田制”是歷代聖賢夢寐以求的理想制度,但按照孟子的說法,“井田制”的基礎就是“貢、助、徹”,“其實皆十一也”。唐代最偉大的地方在於“均田”,但其實質便是“租庸調”。在人類歷史上,像今天這樣規模的向農村的投入,乃是從來沒有過的。盡管這種投入,看起來似乎沒有短期的市場回報,但是,真正的回報,就在於為城鄉之間的“再平衡”創造了前提與條件,從根本上挑直了中國與人類發展的道路。

  如果說,中國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那麼,在此基礎上,解決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充分,則是又一場更加偉大的革命。

  人們常說,讀書要立足中國大地,我以為,這裡的意思就是:要讀懂中華文明,就要了解農業、農村和農民,而土地問題,又是這一切的基礎。

  (三)

  讀書要系統。有人提倡大學生要系統地讀經史子集,但我以為這實在是偏於高遠的理想。我自己對學生的要求是,必須系統地熟讀以下文章:《商君書》《鹽鐵論》《封建論》《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傳習錄》《陳六事疏》《讀史方輿紀要》《聖武紀》《備陳民間疾苦疏》《統籌全局疏》《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改造我們的學習》《論聯合政府》,以及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關於農村工作的幾個重要文件。

  因為讀了這些文章,就會對中國歷史上的改革與革命,有一個初步的但卻是系統的理解和領會。

  而關於讀書,我還有一種擔憂,就是今天不少大學生,除了讀教材以應付考試之外,幾乎很少讀書,甚至不知道為什麼讀書。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於培養人。而教育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指出的——由培養“公民”向培養“市民”轉化。其結果,則正如盧梭在《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使風俗日趨淳朴》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孩子不會說他們自己的語言,但卻能說在任何地方都用不著的語言,會作一些幾乎連他們自己也看不懂的詩。孩子們不僅沒有學到區別真理與謬誤的本領,反而學會了一套善於詭辯的技能,把真理和謬誤搞混,使人分不清真偽。什麼叫崇高、什麼叫正直、什麼叫謙和、什麼叫人道、什麼叫勇敢,他們全然不明白。‘祖國’這個親愛的名詞,他們充耳不聞。我們有許多物理學家、幾何學家、化學家、天文學家、音樂家、畫家和詩人,就是沒有公民。”

  需知,湖南第一師范給予青年毛澤東的,不是別的什麼教育,而是公民倫理教育,這有他的讀《倫理學原理》批注為証。而我們當前的教育最缺乏的,就是那種以發現和培養“人的本質力量”和“初心”為目標的公民倫理教育。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考察時強調,愛國是第一位的,廣大青年要時時想到國家,處處想到人民,做到“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我們的教育要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一論斷,抓住了當前教育最核心的問題。

  如果喪失了接班人教育,大學隻能是職業培訓所,如果喪失了公民教育,大學培養的隻能是小市民。

  人生憂患讀書始。讀書,並不一定能給人帶來快樂。有人說,不讀書,我們依然很快樂,而如果讀書不能使我們快樂,我們為什麼要讀書呢?

  每當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就會想起周恩來青年時代說過的話: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說到讀書,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是一本最大的書。

  而今天的我們,最需要找回的,就正是毛澤東、周恩來那種讀書的“初心”。

  制圖: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8年08月14日 24 版)
(責編:喬慧、白鴻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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