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愛保護未成年人，是全社會的責任。不久前，最高人民檢察院等9部門共同下發《關於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規定有關單位和個人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虐待、欺凌、拐賣等9類不法侵害情形，應當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舉報。此舉對於持續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建設，構建社會綜合預防保護體系，有效預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近年來，對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檢察機關堅持零容忍、嚴快准，依法快捕快訴，形成了高壓態勢，發揮了震懾作用。2017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12.14萬人，起訴16.11萬人。有關部門在司法實踐中發現，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需要執法司法機關將其與普通侵害案件區別對待。與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還不強，不少孩子遭受侵害后不敢、不願甚至不知道尋求幫助。這也導致一些未成年人多次遭受侵害，有的甚至持續幾年時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建立切實有效的強制報告制度，正是針對此類案件預防難、發現難、取証難等問題所採取的特殊措施。這項措施，有助於避免因為發現不及時而導致的嚴重影響，有利於防止因為証據滅失而讓犯罪分子逃避懲罰。同時，強制報告制度的推行，也有助於提高家長以及老師、醫護人員等相關從業人員的責任意識，形成源頭預防、及時發現、高效應急、依法懲處的未成年人保護機制。

　　強制報告制度重在“強制”二字。事實上，我國刑訴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都對舉報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相應規定。比如未成年人保護法就明確規定，對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行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有權予以勸阻、制止或者向有關部門提出檢舉或者控告。但是，這些規定過於原則，誰來報告、向誰報告、報告之后怎麼處理、如何監督等細節都沒有具體規定，“人人有權”在實踐中變成了“人人無責”。此次下發的《意見》明確了強制報告義務主體、應當報告的情形，對公安機關的查處和檢察機關的監督工作進行了規范，並建立了制度落實的督促和追責機制。此舉有效壓實了強制報告的主體責任，不僅有利於第一時間發現侵害未成年人線索，及時完善固定証據，有效懲治違法犯罪，也能讓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及時、有效的心理干預和司法救助，切實維護其身體健康和合法權益。

　　強制報告制度的落地實施，讓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有了法定的“偵查哨”。能否激發相關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消除他們擔心遭受打擊報復的思想顧慮，決定著強制報告制度的執行實效。一方面要組織開展相應培訓，促進相關部門和個人充分理解和正確執行這項制度，另一方面也要持續加強宣傳，讓全社會了解、支持強制報告制度落實，營造全社會關心關愛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圍。此外，在強制報告制度的實施過程中，也要同步做好涉案未成年人的保護和救助工作，切實保護他們的隱私，避免二次傷害，最大限度減輕不法侵害的影響。

　　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期待更高。面臨新形勢新任務，有關主管部門守土盡責，全社會緊密配合，讓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無所遁形，才能為他們在人生的萌芽季節，撐起一方舒枝展葉的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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