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考古領隊講述考古發掘背后的故事——
為中華文明圖譜勾勒精彩一筆(講述·賡續歷史文脈 譜寫當代華章)
高江濤 |
張小雷 |
張溯 |
毛瑞林 |
山西陶寺遺址考古現場。 |
開欄的話
習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賀詞中強調:“泱泱中華,歷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這是我們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回望波瀾壯闊的中華文明歷史,經史子集裡書寫著一脈相承的文字,水墨丹青中飽含著“弦歌不絕”的期待,龜甲木牘裡蘊藏著“思接千載”的心緒。放眼今日之中國,中華文化的“一池春水”生機勃勃,神州大地升騰起“郁郁乎文哉”的盛大氣象。
本版今起推出“講述·賡續歷史文脈 譜寫當代華章”系列人物報道,關注那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
2023年9月,考古遺址研學聯盟在山西太原成立。來自良渚遺址、陶寺遺址等18處中華文明遺址的考古領隊,共話考古發掘和遺址活化利用等課題。
本期報道聚焦其中4位考古領隊,記錄他們躬身田野、潛心考古、薪火相傳的生動故事。
山西陶寺遺址考古領隊高江濤——
“考古的魅力就在於常常有驚喜”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省襄汾縣,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遺址”之一。1978年,陶寺遺址正式開始挖掘。40多年來,大規模墓葬群、28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氣勢恢宏的宮城宮殿遺址等先后被發現。
高江濤(見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供圖)與陶寺遺址結緣是在2003年,剛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博士的他,來到陶寺遺址實習。
“剛來就碰到一件大事。”高江濤說。2003年,陶寺發掘出觀象台遺跡,不少考古學家對此持懷疑態度:觀象台遺跡中的觀測縫是怎麼來的?4000多年前古人的觀測點在哪裡?帶著這些問題,當時的領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帶領同事進行進一步發掘……
有一天,高江濤在觀測台地面上意外地發現了一道弧線,裡面是花夯土,外面是生土,一鏟一鏟挖下去,弧線越來越長,最終封閉成一個大圓。繼續挖掘,最后出現了內外4個圓形夯土組成的台子,最裡面的圓心跟大家推測的觀測點基本一致。“我們與古人的想法不謀而合!”考古隊員們為此興奮了好幾天,“考古的魅力就在於常常有驚喜。”
2012年,陶寺遺址重新勘探宮殿區,意外地發現了陶寺宮城。當時,高江濤和同事偶然下到一處沖溝裡,發現斷崖斷面似乎有夯土痕跡,他們順著斷崖一口氣挖掘了50多米,發現斷面竟然全是夯土。“高度疑似內城城牆。”高江濤回憶。
經過一年發掘,果然發現了四道城垣圍起的一座近13萬平方米的宮城。“宮城的發現,証實陶寺在陶寺文化早期就有可能是一座都城。”高江濤說,這也是中國目前發現的真正意義上的最早的宮城。
2013年,高江濤成為陶寺遺址考古領隊。他走遍了陶寺的溝溝坎坎,見証了陶寺遺址很多重大的考古發現。他將陶寺遺址發掘的意義概括為“幾個點”:“陶寺是百年中國考古的亮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重要節點、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內涵特質的焦點……”
一年有8個多月在野外調查,常年風吹日晒,今年48歲的高江濤看起來有些滄桑。但一說起陶寺,他總是神採飛揚。“考古隊現在有12個人,90后是主力,還有兩個00后,我是年紀最長的!”高江濤說,“未來,我們還要發掘陶寺遺址手工業作坊區,探索陶寺水系布局結構。”
這幾年,高江濤開始更多地思考陶寺遺址的開發利用。他坦言:“陶寺遺址公園建設和文旅發展起步有點晚。”為了讓更多人了解陶寺遺址,高江濤經常活躍在各種講座、研討會、展覽等活動上。
“今天,考古的外延越來越大,隻懂考古已經做不好考古。一個考古人,應該為文化遺產活化利用貢獻更多才智。”高江濤說。
安徽凌家灘遺址考古領隊張小雷——
“喜愛考古就不覺得枯燥和辛苦”
在安徽凌家灘遺址考古現場,總能見到這樣一個身影。不同於在探方裡一遍遍刮面、劃線的其他考古工作者,他習慣圍著探方打轉,一手摸著下巴,兩眼緊盯前方,總是若有所思。在他看來,考古不僅要靠體力,更要靠腦力,“邊發掘邊思考,才能有更多令人驚喜的發現。”
這個人便是凌家灘遺址第三任考古領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負責人張小雷(見圖,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灘遺址考古隊供圖)。2020年,凌家灘遺址被納入新一輪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工作再次啟動,36歲的張小雷被任命為領隊。
高三那年,安徽蒙城尉遲寺遺址啟動發掘,得知消息后,自小喜歡歷史的張小雷,騎著自行車,奔波了100多裡路,從家鄉安徽利辛縣趕到遺址現場。
“第一次現場看考古發掘,跟書上講的不太一樣。”那一年高考,張小雷如願考進安徽大學歷史系,此后又考取了山東大學的研究生。2010年研究生畢業后,他來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
在第二任領隊吳衛紅主持凌家灘遺址考古時,張小雷已經參與了相關考古工作。在接手主持遺址考古工作后,張小雷帶領團隊對凌家灘遺址的大型紅燒土遺跡片區、外壕北段進行了發掘。
走進凌家灘遺址一處展示區,遠遠地就能看到搭建在西側的白色大棚,棚中是張小雷和團隊的重要發現。“在這裡,我們共挖掘出各類器物260余件。”張小雷介紹。
考古發掘是一項精細的手藝活,需要十分的耐心。“為了盡可能還原這裡的形成過程,剛發掘時,這裡被分割成一個個30×30厘米的小方格,大家數著格子,拿著小刷子、小鏟子,趴在地上清理了一個星期,才挖了幾厘米深。”張小雷邊模仿發掘動作邊說。
“考古工作中最激動人心的莫過於文物出土的時刻。”到現在,張小雷還清楚地記得發現龍首形玉器時的場景。“那是2022年4月12日下午,已經到了下班的時間,大家正在做收尾工作。隊員趙波在清理發掘現場東北角的大口尊時,發現底部有一件玉器。”張小雷回憶,剛出土時,玉器上蓋滿了泥土。
繼續清理,張小雷發現這個玉器造型非常奇特,一端陰刻成龍首形略上翹,另一端為尖錐形。這是我國史前考古中從未發現過的玉器形狀,而且工藝精湛。
張小雷常說,自己是幸運的,遇見了凌家灘。在他看來,配合基建項目的考古才是大部分考古人的常態:打點、布方、挖土、畫圖……這些基礎工作枯燥且辛苦。張小雷說,是“熱愛”支撐他一路走到今天,“喜愛考古就不覺得枯燥和辛苦”。
入冬后,天黑得早了,張小雷總覺得時間不夠用。忙完一天的現場考古發掘工作,扒拉幾口飯,他又匆匆地趕回辦公室。“張敬國、吳衛紅等老一輩考古工作者幾十年艱辛探索,才讓凌家灘文化展現在人們面前,我們要繼續努力。”張小雷說。
山東城子崖遺址考古執行領隊張溯——
“觸摸陶片,我感受到了歷史的溫度”
北風冷峭,在山東濟南市章丘區城子崖遺址發掘現場,張溯(見圖,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握著一把手鏟,小心翼翼地刮著土層,窸窸窣窣的聲響在周圍回蕩。
80后張溯是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張溯笑言,自己是“陰差陽錯”地與考古結了緣。
“起初報考的是山東大學中文系,結果被調劑到考古專業。在文學和影視作品中,考古過程跌宕起伏、生動有趣,實際上考古工作很平淡、枯燥。”張溯說。
為何能堅持?“從書本走向實踐,興趣油然而生。”張溯說,“上課時,老師用粉筆在黑板上畫出一件件文物﹔大三實習時,我來到濟南月庄遺址,觸摸陶片,我感受到了歷史的溫度。”
橫貫齊魯大地的齊長城,沿泰沂山脈迤邐而行。2008年,山東啟動“齊長城資源調查項目”,剛參加工作不久的張溯參與其中。
“老鄉們稱當地的齊長城為‘野長城’。上山的路滿是荊棘,隻能請老鄉在前邊拿著鐮刀幫忙開路,我們背著二三十斤的物資翻山越嶺。”張溯回憶,有一次野外勘查,突然下起大雨,隻能臨時返程。一行人走到一處山澗,蹚著水前進,水淹沒了膝蓋,還隱約聽到了狼嚎,“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兒,從中午一直走到夜裡12點,才走出山。”
歷經一年時間,張溯與同行隊員基本厘清了齊長城泰沂山段的長度、路線、建筑方式、保存狀況。“正所謂‘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后可’,當發表出學術成果,我才讀懂了這句話的含義。”張溯說。
在張溯看來,考古發掘就像“開盲盒”。“由於每一處遺址的具體情況都不一樣,有時確實能開出‘驚喜’,但是,過程是漫長的,必須要有一種甘坐冷板凳的執著。”張溯說。
以城子崖遺址為代表的龍山文化,是繼仰韶文化之后我國新石器考古的又一大重要發現。目前,城子崖遺址已進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海岱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項目,張溯擔任此次發掘的考古執行領隊。
“發掘是在城址北部,遺址地層疊壓關系復雜、密度大。站在探方裡,就像看一處復雜的微縮景觀。”張溯介紹,這兩年,他們耐下心來、抽絲剝繭,細致分析每一個堆積單位究竟是怎麼形成的、有何特征,疊壓打破關系是怎樣的,再根據堆積特征和出土陶片分析其年代……
城子崖遺址發掘的另一難點,在於涉及多學科知識。張溯不但從書本中學,還會外出“拜師”學習。在工作中,張溯結識了一名山東大學在讀博士,恰巧在章丘區焦家遺址工作。“我會向他請教地理方面的知識,他也常來找我,探討對比兩個遺址的不同點。”張溯說。
“考古就是讓我們看見歷史的那雙‘眼睛’,讓我們明白人類是如何從漫漫歷史長河中行進至此。正因如此,才有了一代代考古人躬身田野、接續奮斗。”張溯說。
甘肅臨潭齊家文化遺址考古領隊毛瑞林——
“撥開層層黃土,揭開古代文明真容”
牆角立著洛陽鏟,桌上堆滿考古報告,連電腦桌面也是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發掘舊照……一進毛瑞林(見圖,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辦公室,“考古”的氣息扑面而來。
毛瑞林是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從事考古工作30多年。1986年夏,在老家甘肅渭源縣,剛剛參加完高考的毛瑞林填報了吉林大學考古系。彼時,黃土高原的小縣城,考古學鮮有人知。
千裡求學,第一堂專業課,毛瑞林卻有些失望——學習認石頭。幾堂課下來,毛瑞林發現,認石頭是辨別石器類型、加工方式、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等概念的重要方式。此后4年,他課上勤學,課下勤練。一把洛陽鏟,用得嫻熟。“裝載”完技能,毛瑞林被分配回了甘肅。在甘肅,年輕的毛瑞林正好趕上了懸泉置遺址發掘。
懸泉置位於今天甘肅瓜州縣和敦煌市交界的戈壁上,是漢朝官員西出陽關、西域使者東進長安的中轉站。當時的發掘現場,無房屋、沒餐廚,回敦煌市區的車一天隻有一趟,單程兩個小時。
“不怕生活條件苦,就怕沒考古發現。”回想當年,毛瑞林不無感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掘,一無所獲。
繼續堅持,轉機終於出現。當發掘到30厘米左右時,現場發現了絲綢殘片、青銅器殘片、鐵器殘片等文物。再向下,成果驚人,懸泉漢簡問世了。“一天就出土了1000多枚。”毛瑞林興奮地說。
深埋兩千多年的漢簡被挖出時,沾著一層沙土。“不能水洗,見水簡廢。”毛瑞林說,必須用小毛筆一層一層刷,用牙簽一點一點剔。他和同事白天挖掘,晚上清理。考古隊返回蘭州休整,毛瑞林獨自留守。大漠戈壁,隻他一人。白天,深入懸泉溝,勘察古人走過的路﹔晚上,仔細研究漢簡,感受漢代的歷史余韻。
歷時兩年,毛瑞林和同事一起,叩開了懸泉置關閉千年的大門,証實了古絲綢之路的繁盛。2014年6月,懸泉置遺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此后,毛瑞林每年都有七八個月在考古發掘現場度過。2008年7月,毛瑞林帶隊發掘臨潭磨溝齊家文化遺址,“當時正值盛夏,烈日高懸,熱浪灼人,我們撥開層層黃土,揭開古代文明真容。”
毛瑞林說,經過10多年不間斷的工作,目前共發掘清理面積約1萬平方米、墓葬1700余座,出土石器、骨器、鐵器等不同質地隨葬器物約1萬余件(組)。
“石器和骨器是當時的主要生產工具,大量出土不足為奇。”毛瑞林說,令人驚嘆的是,出土了金耳飾和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鐵器。“這說明,齊家文化分布區是古代中國早期文明中冶金術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考古發掘出的遺跡遺物,可廓清歷史脈絡、‘証經補史’。”毛瑞林說,近年來,考古學越來越受到關注,這是考古工作之幸、考古人之幸,“若再回當年,還學考古。”
《 人民日報 》( 2024年01月13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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