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建筑中的宅邸民居、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筑中的傳統民居總量大、分布廣。據統計，我國76萬余處不可移動文物中，文物建筑40萬余處，其中縣級文保單位及尚未核定公布為文保單位的低級別文物建筑佔95%以上。它們有些承載著幾百年的家族文化記憶，有些至今仍有人居住。

　　有讀者來信反映，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自家的老宅就被定為了文物。作為文物，維修不僅要向文物行政部門報批，還必須遵守文物修繕的嚴格規定。一些老房子因為沒有及時得到修繕日漸破損，不僅無法正常居住，文物價值也大打折扣。應如何平衡文物保護與居民日常居住的需求？記者就此進行了調查採訪。

　　文物保護與房屋產權人權益保障遇到現實矛盾

　　“沒人通知我們，家裡的房子就被定級成了文物。”四川成都市新津區讀者白女士說，丈夫家的老宅多年來一直是老人居住，從來不知道這棟房子是文物。直到去年，家裡想要拆掉老宅，在原址建一棟新房，才發現許久沒人住的老宅早在十幾年前就被定成了文物，不得損毀、改建、添建或者拆除。

　　白女士為此在人民網“領導留言板”上向當地有關部門留言，尋求解決方案，而有關部門回復表示，白女士家所在的文物建筑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期間，經文物信息採集、登錄、認定等程序，通過市、省、國家三級文物部門逐級驗收后，由當時的新津縣人民政府公布為一般不可移動文物，“依據當時普查政策要求，文物認定程序不包含征求群眾意見環節。”

　　天津市寶坻區讀者陳女士也有類似遭遇。她告訴記者，自己父母一直居住的村中老宅2013年被定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根據天津市文物保護的有關管理條例，應當由文旅部門書面送達認定文件、保護要求、修繕補助申領政策，留存送達回執，但她從未收到過有關文件和通知。對此，有關部門回復稱，陳女士家的民居公布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后，曾通過政府公開、鎮村通知、保護標志牌公示等方式履行了管理告知義務。

　　陳女士認為，房子被定級成文物，不僅無法自主翻修和改造，想出售時也因文物限制多次遭到買家拒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房屋的貶值。她希望能向有關部門申請修繕補助或經濟補償。對此，有關部門表示：“文物認定和文物保護單位公布是依法作出的公共管理行為，對不可移動文物實施原址保護、修繕審批、建設控制有法律依據”“文物建筑所有權一般受法律保護，屬於區級統籌公共資源事項”。多次協商后，當地以貶值補償無相關政策和沒有專項征收或置換計劃為由，拒絕了陳女士的訴求。“我們支持文物保護，但誰來彌補居民的損失？”陳女士頗感無奈。

　　產權私有的民居在被認定為文物前是否需要告知居民並征得產權人的同意？一旦被定成文物，私人房屋就自動成了公共資源嗎？

　　北京建筑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楊長更指出，私有產權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的最大難題就是私人權益與文物保護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根據文物保護法、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文物認定管理暫行辦法等現行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文物認定不需要征得產權人的同意。

　　“這是因為文物承載著公共利益，政府有義務依職權進行文物認定，不能將文物保護的公共利益系於產權人的個人意願。”楊長更說，不過，文物認定是一種對產權人有重大影響的負擔性行政確認，現行法律法規強調對於文物保護的公共利益，而對於私有不可移動文物產權人的權益保障存在不足。

　　“此種缺憾的產生，既有法律觀念的影響，也有現實財力的制約。目前，已經有一些地方性法規針對歷史建筑的認定設置了征求產權人意見的探索，比如《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廣東省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等，這既能體現出對產權人的尊重，也更容易獲得產權人的理解與支持。”楊長更說。

　　沒審批不能修、沒方案無法修，一些低級別民居類文物面臨修繕困境

　　安徽黃山市黟縣關麓村春滿庭宅院的房主汪先生今年78歲，從小生長在這座建於清乾隆年間的祖宅中。這座已經被定為文物的老屋出現了許多需要修補的地方，汪先生卻不知如何修繕。在一樓的房間中，記者看到天花板等處繪有精致的壁畫（見圖，胡笑源攝），有些已表皮剝落，色彩變得黯淡斑駁。“一樓的天花板同時是二樓的地板，地板已經出現破損和鬆動，早就該修了，但又不能破壞一樓的壁畫。我不知道怎麼修，報給文物局，他們也不知怎麼搞。”汪先生說。

　　安徽宣城市讀者尤先生也遇到類似情況。今年夏天，尤先生家中的祖宅因連日下雨，部分房頂垮塌。常年在外打工的他回鄉修繕老宅，卻被有關部門告知必須先行報批，再按照文物標准修繕。“這樣一來可能需要一二十萬元，我承擔不了，向政府申請修繕補助也沒通過審批。”尤先生說。在他出示的老屋現狀照片上，記者看到房頂上有多處瓦片掉落，部分梁柱已倒塌。“父母去世后，我們在外打工的子女每年過年都會回到祖宅團聚。現在老宅一直沒修，壞的地方越來越多。”尤先生感到惋惜。

　　沒審批不能修、沒方案無法修、沒支持無錢修。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這是許多低級別民居類文物保護面臨的普遍困境。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羅德胤分析認為，當前，我國民居類文物保護主體對象是量大面廣的未定級民居，但目前對這部分民居的審批和管理制度仍然按定級文物的邏輯在運轉，造成審批程序復雜、審批門檻過高，消磨居民修繕意願。

　　例如，在修繕審批層面，根據我國文物保護法第三十二條規定，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由所有人或者使用人負責修繕、保養。對文物保護單位或未定級不可移動文物進行修繕，應當根據文物保護單位的級別報相應的文物行政部門批准。也就是說，居民承擔文物建筑修繕和保養的義務，但不能按照一般住宅的修繕方式自行找人來修，想要修繕得先申請獲准。

　　此外，文物保護法規定，對不可移動文物進行修繕、保養、遷移，必須遵守不改變文物原狀和最小干預的原則。一位古建修復的業內人士表示，要想將一棟文物建筑“修舊如舊”，需要一戶一策，盡量保留建筑的原材質、原工藝、原風貌，需要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往往比重建一棟新建筑高得多。雖然文物保護法規定，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由所有人或者使用人負責修繕、保養，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予以補助，但正如天津市寶坻區有關部門在回復陳女士時所稱：“不是法定必須補助，且補助也要視地方財政等各種具體情況而定。”

　　楊長更指出，文物修繕的剛性要求的確增加了文物修繕的難度和成本，普通百姓難以承擔。有關法律法規雖然規定了人民政府可以針對文物修繕給予補助，但對幫助的具體要求和數額並無規定，也沒有辦法詳細規定，“各地財政情況不同，只能由各地自行把握。一些地方政府財力有限，政府對私有不可移動文物的修繕給予補助、幫助的情況確實不樂觀。”

　　調動居民參與積極性，推進整體保護與活態傳承

　　如何破解低級別民居類文物的保護困境？專家指出，民居類文物保護面對的是一個以量大面廣為基本盤的保護對象，是活態遺產，也是居民的家。談保護必須廣泛調動居民的參與積極性，看得見文物背后的人，在守護歷史文化與保障民生之間找到平衡點。

　　在文物認定環節，羅德胤建議，要從單純的“行政確認”轉向“行政確認+保護協議”的復合結構。在認定決定作出前，向產權人充分說明認定后的權利義務與可獲得的支撐﹔在認定生效時，以書面形式明確修繕技術支持、補助渠道和審批簡化安排。“產權人未必需要擁有一票否決權，但必須擁有充分的知情權和協商權。”羅德胤說。

　　在文物修繕環節，如何讓住在文物建筑裡的人願意修、修得起、修了不被罰是問題的關鍵。今年7月31日，國家文物局印發了《未定級民居類文物建筑修繕審批工作指引（試行）》（以下簡稱“工作指引”），明確提出對未定級民居類文物建筑的保養維護工程免予審批。同時，在不減損文物價值、不影響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對未定級民居類文物建筑進行設置或升級廚衛設施、改善牆體隔音性能、改造升級水電暖等基礎設施設備等必要的適應性改造。

　　“工作指引的實質突破在於把保養維護、簡易修繕、一般修繕區分開來，為不同性質的行為配置不同的程序要求。它做的不是分級，而是分類——把大量日常性、簡易性的修繕從以定級文物為模板的一般修繕程序中剝離出來，用技術導則和現場判斷替代行政審批。”羅德胤說，隻有當一戶人家發現自己可以像修自家房子一樣去修一棟挂了牌的老屋，而不是被要求走一套連施工隊都望而生畏的流程時，“保護”才開始在經驗層面和“過日子”發生正向關聯。

　　對於民居類文物建筑的修繕支持和經濟補償，楊長更建議通過活化利用來解決。“比如以修代租，保持私人產權不變，由政府、國企或者社會運營方和房主簽約，出資完成合規修繕，換取一定年限使用權，修繕后建筑可用於民宿、小型展覽、非遺工坊等合規業態。此外，還可以推行文物認養，所有權依舊歸原房主，企業、社會組織、個人承擔修繕、日常管護成本，在文物部門審批范圍內獲得固定年限使用權。”楊長更說。

　　對於一些基層文保部門反映的古建修復專業人手不夠的問題，羅德胤建議，培養一批懂鄉土材料與工藝、能看懂結構安全、能和居民說清楚“怎麼修”的本土工匠隊伍，在縣域層面建立“文物保護技術員”或“鄉土建筑協理員”崗位，依托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體系，培養一批扎根基層、掌握基本勘察判斷和簡易修繕指導能力的人員。

　　專家指出，文化遺產保護必須堅持推進整體保護與活態傳承，對民居類文物的保護要將其放置在更廣闊的視野中。2015年，國家文物局將浙江省鬆陽縣全縣范圍劃定為“傳統村落整體保護利用試驗區”，“拯救老屋行動”在鬆陽全縣推進。截至2025年，鬆陽縣已有100余個古村落、300余幢老屋得到妥善保護與合理利用。“鬆陽最大的意義就是全縣推進，把民居類文物建筑和傳統村落作為一個整體去保護。覆蓋面大了、參與的人多了，無論是積累當地建筑修復技術經驗還是推動文旅發展，整體性推進的力量都會更強。”羅德胤說。

　　“修老屋也是民生工程。”羅德胤認為，民居類文物保護最根本的，是要通過制度的優化和機制的創新讓群眾樹立起“保護與我有關”的遺產保護觀念。

　　《 人民日報 》（ 2026年11月02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