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这样描述：“晋商明初至清末，五个世纪，经营项目最广，活动范围最大，资本最雄厚，利润最为巨大的集团，成为封建商业高度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足以夸世界商人之前”。在明清历史长河中，晋商以纵横商界500年的辉煌业绩而名震中外，居国内十大商帮之首。特别是首创票号后，晋商不仅垄断了全国的货币和资金调度，而且把触角延伸到国外，一度执世界金融之牛耳。晋商何以创造如此令人惊羡的业绩？作为“晋商之都”的太原，对明清晋商的兴盛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面对中部崛起大势，太原如何挖掘晋商文化、传承晋商精神、再造新时期的“晋商之都”，早日实现“服务全省、影响全国、吸引世界”的宏伟目标，值得深思和探讨。

    纵观晋商500年的商业经营，“天时、地利”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其以“诚信、开放、创新、协作”称著天下、独树一帜的典型形象，集中体现了山西人农耕文明“知义、尚礼、讲求和谐、务实淳朴”和草原文明“豪放、坚韧、不甘现状、敢为人先”双重性格和处世理念的历史传承。其久盛不衰的经营思想，凝炼为晋商的四大精神。

    其一：严守承诺、“以义制利”的诚信精神。基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教化和对本籍忠义之士关云长的敬仰，晋商把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他们讲求“以义制利”，并将其演变为经商处世的准则：“平则人易近，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凡事一丝不苟，受一事诺一言，终身不渝。诚信理念的确立，匡正了商业秩序，稳定了市场，促进了商业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也使山西商人“经营信为本，买卖礼为本”的行为影响深入人心。“诚信”不仅是晋商贯穿商业活动的信守原则，也是晋商之魂的内在本质。

    其二：不远万里、贸迁中外的开放精神。晋商秉承前人敢于走出去的精神，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跨出太原，他们采取“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策略，不论远近，只要有利可图，就及时把茶、丝绸、棉布、陶瓷、盐、粮食等商品贩运于四方。“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与此同时，晋商的势力也伸向了国外，俄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和南洋、阿拉伯地区以及欧非二洲都遍有足迹，创中国内地开放之先河。

    其三：高屋建瓴、远见卓识的创新精神。晋商力避墨守成规、坐井观天，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不断改进经营方式。从粮盐运销到茶叶贩运，从冶铁挖煤到开店设栈，从日用杂货到丝绸皮缎，只要有商机，就有晋商。在经营管理的方略上，通过长时段、大范围的经营实践，晋商创造了一整套管理理念、运营机制和制度章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原始的股份制形式、严格的号规制度，选拔人才的用人机制等等，其科学性、严密性可以与任何一家跨国公司相媲美。

    其四：彼此联接、互相提携的协作精神。在清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增长，国内外商业竞争日渐加剧，晋商为维护既得利益，巩固阵地和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彼此联合起来，互相帮助，形成了一个纵横联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业集团，世称“山西帮”或称“晋帮”“西帮”。如恰克图，有120多家晋商组成商会，维护共同利益。在国内，晋商同乡会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包括云南、贵州等地也不例外。同时，晋商在稳妥经商的原则下，对“相与”慎结慎解，既经来往，没有特殊情况，不中途绝交，力求善始善终，对已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和业务方便，对方发生经营困难，则及时伸手相助，这种“相与”关系与现在的联营协作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集中反映了儒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崇尚和谐的价值观念在晋商骨子里打下的深刻烙印。

    晋商的活动中心集中在太原及周边地区，主要是平遥、祁县、太谷和太原。从行政区域划分上看，虽然明清两朝屡有变化，但榆次、祁县、太谷一直隶属太原府。毋庸置疑，太原是名符其实的“晋商之都”，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成就了晋商的显赫业绩；同样，伴随着晋商的兴盛，太原实现了近代经济的空前繁荣。

    依靠地理优势，太原成为当时重要的交通枢纽。太原地处山西中部，自古就是连接南北的交通要道。明初实行开中制，给晋商发展创造了机遇，太原成为到达各边镇的必经之地和大量商品的中转地。山西各地的商人需运送粮食等军需物资到各边镇，大都经过太原再向东向西，而且这些商人在领到盐引之后，需到各盐场购盐，其中相当一部分也需要经过太原。其它如布的贩运，直隶南宫布“西达太原，以至张家口，而赫家屯布店尤多，自古北口输出内外蒙古”。山西榆次布“旁给数郡，自太原北边诸府皆仰市焉，亦货于京师。”

    依靠资源优势，太原成为当时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太原位于黄河中游的汾河谷地，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汾河、晋水从中流过，灌溉便利，非常适宜农业生产，是当时我国重要的农业区；太原地处农牧交替区和东西北三面环山的丘陵地带，自古植被茂盛，水草丰沛，是理想的牧场，畜牧业也很发达；太原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冶铁业得到较大发展，煤炭产地遍及各地，是全国重要的手工业基地，日用品生产空前发展，唐代杜甫“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的佳句，就是对太原冶铁业的真实描述。在此带动下，以今之精营街为中心修筑晋王宫城，在大北关、大南关一带形成了商业中心，大南关的商业市场空前繁荣，店铺林立，钱庄分号众多。清时太原城市建设得到规模性发展，周围凡24里，城墙高3丈5尺，建有城门八个，市内基础设施齐全，生活服务业发达，消费需求量极大，商贸行业云集，人口往来穿梭，街市繁华，有举袂如云、挥汗成雨之说。

    依靠中心优势，太原成为晋商的重要活动区域。太原地处黄土高原的中心，周围雄关险隘，历来是易守难攻，可进可退的军事要地，长期与中国政治力量互为表里，互为依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华夏政治格局。明清时期，作为山西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太原各类行政、军事和经济、文化机构集中，更是晋商的主要活动地：一是晋商的商业活动中心。各大商号、票号多在太原设分号。如平遥日昇昌、蔚字号，祁县百川通、大德通、大德顺、合盛元等均在太原设有分号，这些分号均为各总号的重要分支机构。二是晋商结托政府官员，拓展业务的活动中心。为开展业务，晋商纷纷与官场人物建立紧密联系，进行各种联络，或请政府官员到总号所在地游历，为政府代办、代垫捐纳和印结，充当清政府纳捐筹饷的办事机构，汇兑公款，为户部解缴税收，为各省关借、垫京、协各饷，解救中央和地方政府危机，充当政府财政金库。三是晋商从事爱国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的中心。如上世纪初，以渠本翘为代表的晋商为争回被英帝国主义掠夺的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保矿护矿运动。四是晋商创办近代工业的中心。二十世纪初太原的经济地位进一步突显，近代工业风起云涌：如电灯公司、平民工厂、西北电气厂等。五是太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晋商。祁县、太谷、榆次等地的渠家、乔家、曹家、常家尚且不论，仅祖籍在太原的巨商富贾也不胜枚举：如太原西寨村阎氏家族、皇陵村的张氏家族。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说道：“在上世纪及至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最富足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里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的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凡事皆有兴衰成败、更迭瓜代，晋商的命运也是如此。伴随着山西票号的衰败，晋商也逐步走向没落。究其原因，从客观环境来看，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封建政府的腐败和肆意压榨的影响；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等。从主观因素来看，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结托封建政府，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墨守陈规，思想保守，“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致使晋商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而终致衰落。

    时代造就了晋商，也毁灭了晋商。但毁灭的是晋商其形体的存在，留下的是当今太原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盛极一时的晋商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几所空荡荡的宅院、几叠沉甸甸的谱牒，更有其文化所在、精神所在，晋商精神不仅是古代晋人的精神支柱，更是当代山西人须臾不可远离的灵魂。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从相当的距离审视这一交替改张过程，其中的思索颇多，寻味颇多。当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具备的时候，太原应运而生并发展起来，在近代中国经济、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幕幕活剧。当民族融合与冲突平缓，战乱不兴，征战停息后，太原与外界的交流渐慢，这种地理环境的弊端不断显现，促成太原人相对保守的思维观念、不思进取的意识和保守恋家、安于现状的一面，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显露出来：同时地处华夏文明的中心，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传统文化在这里有着浓厚的基础，这种历史特点，一方面使中华民族民风淳朴、为人厚道的品德在太原人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另一方面，封建主义的东西也容易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较深的影响，家长制作风、官本位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观念根深地固，逐渐成为影响太原发展的桎梏。

    抚古思今，太原曾经的辉煌虽然不再，但是晋商自强不息、仁厚豁达的人文性格早已沉淀于太原人的血液之中。我们要从晋商500年的辉煌历史中再次汲取丰富的营养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获得诚信、和谐的灵魂和精神，获得开放、创新的气魄和血性，积极应对历史和时代赋予太原人民的重任和机遇，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发展，使锦绣太原城不只是存在于史书典籍的美好故事，不只是停留于我们记忆之中的繁华旧梦，而是将其成为现实，并与我们永远同在。（来源：山西日报；王建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