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文脉

 韩石山

2018年02月05日10:35  来源:人民网-山西频道
 

这篇文章,叫《山西的文脉》,不是说古代的,也不是说近代的,是说现当代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的。

我不敢保证我的结论是正确的,我只想说,我尽量用准确的事实。若有一天,有人指出,我用的事实是错误的,而这一事实,从逻辑上说,又不足以证实我的结论,那么我愿意承认自己是错了。

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在自己糟蹋自己

好几年前了,有事去南方,酒席上聊天,一位半生不熟的朋友说,老韩呀,你可是个山药蛋派呀。我笑笑,没接这个茬儿。出门多了,我知道,凡是用这个方式开头的,没有几个是好料子。果然,酒过三巡,他的邪气就出来了,说有一件事他总也弄不明白,《徐志摩传》这样的作品,怎么也该是个江南人写的,怎么会是一个山西人写的?话说到这儿,哑巴也得说话了。我说,我见过一本南方人写的《徐志摩传》,开头是,轰的一声,一架飞机撞在山上,大火冲天而起。此人是大学教授,教授这个水平,别人可想而知。出版社不想再轰的一声,只好偏劳我这个山西人了。

我知道,我这是诡辩。

他说的是实话,从正面说,我无言以对,也无颜以对。

我曾跟马烽、西戎诸前辈,认真地说过这个话题。我说,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他们也说,山药蛋这个说辞,是五六十年代,文学界那些自以为洋派的人,说了奚落山西作家的,可说是个鄙称,相当于民间的起外号。大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有山西的评论家,在报上发表文章,说这是怎样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此后省内报刊上,多有附和之声,等于是集体认领了这个鄙称。于是鄙称不再是鄙称,而是美誉了。我曾在一次会上说,多亏人家说我们是山药蛋,还能以丑为美,胡搅蛮缠,要是人家说是个别的什么蛋,也能化腐朽为神奇吗?

可别小看了这么个改变。我的感觉是,自从山西作家认领了这个鄙称,山西文学的品格,是越来越低了,连带的,山西文化的品格,也越来越低了。说得再严重点,连山西人的形象,也越来越低了。

一想到自己是个山药蛋,我都想搧自己一 个耳巴子。

山西这个地方,说来真是可怜。经济,是靠煤炭支撑的,文化,是靠山药蛋作标签的,说是表里河山,实则是穷山恶水,你看看满世界,哪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是出煤炭的?这样的地理,这样的经济,这样的人文,你让人家怎么看这个山西,怎么看你这个山西人?

真的,到了外地,人家说我是山西蛋派,我脸上无光,觉得还不如骂上我两句好受些。骂了你可以还口,这样说了,你只有干受着。地理上,经济上,不好说什么,但我认为,在人文上,尤其是在文学的脉落上,这么多年,我们实在是自己在糟蹋自己。我写这个文章,就是想把这个偏差给纠正过来。

近代以来的山西文脉

2012年初冬,我病了住院,谢泳先生从厦门回来,和张发先生一起到医院看我。谢带去他考证陈寅恪诗的文章,还有几本书让我看。其中一本是郭象升的《文学研究法》。郭是山西泽州人,1881年出生,山西大学堂的学生,后来又当了山西大学的教授,在山西名气很大。《文学研究法》里,有篇《白话文平议》,对当时的新文学人物,都有颇为中肯的评价。可见那个年代,山西的文化人,还是能容纳新的文学观念的。

最近看了一本书,对此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这些年,赁居京师,陪老伴看孙子。有一天,一位叫王静若的女士,来到我的赁居之处,留下他祖父王念祖先生的一叠诗稿,希望我能推荐给山西的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不是个轻易帮人忙的人,反正没事,看了这位王先生的诗,还真的起了推荐的念头。后来回太原,我的老领导张明旺先生请客,他来作协前,曾任省出版局的副局长,同时请来了两位现任的出版社老总,一位是三晋出版社的张继红先生,一位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续小强先生。我原是想推荐给张总的,觉得这样人物,还是他那儿合适。续先到,说起此事,续说,他们那儿正印一套《民国诗丛》,王先生的诗既然这么好,就加入这套丛书吧。我便将带去的诗稿,交给了续总。这是春天的事,到了秋天,这本书就出了,叫《王念祖诗集》。

现在可以说,我所以推荐的理由了。我不懂诗,不全是看他的诗好,我看重的是,这是一个有功名,且自许甚高的文化人。功名者,旧时之学历也。且看他有着怎样的功名。

王念祖先生,1882年出生,山西浑源县人。1900年十八岁时,首次参加童生选拔,获案首,成为秀才。1902年入山西大学堂西斋读书,同年山陕两省举办一场并科乡试,王先生前往西安,参加科考,顺利中举。原拟三年后进京参加会试,成为浑源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进士,不意1905年兴新学,废科举,只好重返山西大学西斋学习。1908年完成西斋预科学业,成为山西大学西斋第四期毕业生,被清政府授予新举人称号。成为新学旧学双举人。授候补知县衔,且不分单月双月,均可补缺。 1911年8月,完成西斋法科学业,与其他同学进京面圣,被宣统皇帝赐进士,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进士。

且看两个参照。鲁迅是1881年生人,参加过县考,未进学,后来也就没有资格参加乡试成为举人,进士就更不用说了。他那个年岁,是可能取得这些功名的,而他没有取得。民国后,学部有新进士考试,记得早年看书,郁达夫是参加了这个考试的,没有考取。

至于王念祖的才能,只要看看这两联就行了,一联是“杜陵寄食平生痛,王粲依人半岁闲”,一联是“王粲于今寥落甚,何时把盏一登楼”。王粲者,建安七子之首也。前联说的是1958年被划为“右派”,随后的食堂化中,旧宅建为食堂,后又让村人占据,只好蛰居他处门洞旁的小屋里,一直到去世。

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年代,山西学子,功名上一点也不后于他人。

我在山西大学念书时,历史系教授郭吾真先生,与吴晗是清华同班同学,他的丈夫常风先生,外语系教授,是钱钟书的清华同班同学。中文系教授姚奠中先生,是章太炎的学生,可以说是鲁迅的师兄弟。我写过《李健吾传》《张颔传》,他们都是杰出的文化人。李是作家,张是考古学家,也可说是诗人,新旧诗都写。

这些文化人,他们身上,可有一丁点的山药蛋的气息?

怎么我一跨进文坛,就掉进了“山药蛋”的堆子里。

(责编:赵芳、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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